中國地質科學的卓越大師——黃汲清院士（二）
- 2020-06-16 10:29:32
- 來源：《礦物巖石地球化學通報》2019-3期
- 作者：潘云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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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科學院大學地球與行星科學學院
潘云唐教授
本文刊發于《礦物巖石地球化學通報》
201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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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質科學的卓越大師——黃汲清院士（一）
從北京大學到北京地質調查所
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黃汲清一直心向光明，他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統治不滿和抵制，又積極參加愛國進步學生的各種活動，但他同時也非常認真地學習，爭取優異成績。1928年6月，他和同班的朱森、李春昱、楊曾威四人通過考試，都獲得了畢業證書。
就在他們畢業的前幾天，李四光老師在家中設冷餐會招待他們，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先生也在座。這個地質調查所是中國當時最大的地質機構，先后隸屬農商部、農礦部、實業部、經濟部、工商部，對外則稱“中國地質調查所”（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大家一邊吃著冰淇琳，一邊討論他們畢業之后的去向。翁先生歡迎他們去地質調查所。李先生說中央研究院要開設地質研究所，他下半年要南下到上海去籌建還要親任所長，又說朱家驊先生已在廣州辦了兩廣地質調查所，也歡迎他們去。可見中國早期培養的地質人才是稀缺資源，絲毫沒有“畢業就是失業”的危機感。當時，在李先生家，又當翁先生之面，他們四人就初步商定黃、李去北京地調所，朱去地質研究所，楊去兩廣地調所。
黃汲清和李春昱畢業之后，先按翁先生要求去填繪一幅1:25000地質圖，以代替入所前之考試與實習。這幅圖包括了北京西山的碧云寺、香山、八大處等地，這次工作他們都有很大的收獲。朱森去上海前又和黃汲清一起考察研究了北京西山的羊坊花崗巖、刁吉山火山巖。8月份他們結束野外工作返北平（現北京）時，朱森就要要去上海工作了，黃汲清特贈他一本書，以作臨別紀念，并題詩一首：
四載相親似弟兄，登山涉水總相從。
何堪一旦別離去，談天說地誰與同？
男兒立志多雄風，等閑總統鄙富翁。
但愿腳踏額非爾士之頂峰，痛飲帕米爾高原之晴空。
云橫秦嶺家即在，巫山巫峽樂無窮。
暫別莫效兒女哭，他年天涯海角、海角天涯總相逢。
相逢再話燕都事，那時切莫忘了汽水一瓶，啤酒一盅。
雖然黃汲清謙虛地把這首詩稱作“打油詩”，但它鏗鏘的聲調、風趣的比喻、熱誠的傾訴和奮發的激情，充分表達了這兩位同學在為崇高事業的征程中結下的深厚友誼。
1928年9月1日，黃汲清正式到北平地質調查所上班，令人沒想到的是，翁文灝所長竟然把黃直接安排在他自己的辦公室工作，黃的辦公桌就與翁的秘書之辦公桌挨在一起。這對于一個剛來的練習生（還不是正式的調查員）簡直是破天荒的禮遇。這顯然是翁對黃這樣特殊的、杰出的高材生已有了深刻的印象。黃汲清不論功課還是野外實習，成績都很優異，特別是學生時期就在最權威的學術期刊——《中國地質學會志》上發表過高水平的論文，并榮獲該所設立的“學生獎學金”。而且，幾個月前，翁帶領黃等同班四人到熱河省北票煤礦進行野外實習，有了較長時間的接觸，對大家的又加深了了解。黃雖然對翁的特殊安排感到欣慰、自豪，但他同時也對自己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后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在所長的眼皮下辦公，我的尷尬心情、局促不安可以想見”。
黃汲清到地質調查所不久，就奉派與王竹泉一起去東北調查煤田。他們先乘火車到天津，后轉乘海輪到大連，又換乘南滿鐵路的火車到了奉天（即今沈陽），王竹泉安排他先去奉天東南的本溪縣太子河流域的小市煤田。他乘火車到了本溪，再騎毛驢到小市，到后他立即投入工作。他用平板儀測地形圖，又初步查明了寒武奧陶系和含煤的石炭系地層之關系。五六天后，王竹泉又打電話告訴他，小市工作不要繼續了，讓他快回奉天。他匆匆結束了小市工作回到奉天，見到王竹泉時才知道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去西邊熱河省的阜新煤田進行勘測。
黃汲清隨王竹泉從奉天乘火車到錦州，再轉車到熱河省阜新縣的八道壕煤礦。他們騎馬橫穿煤田兩次，初步了解到煤田的構造輪廓和煤系地層分布范圍。黃用平板儀測量地形圖，王主要查明地層層序，在地形圖上勾劃出煤系地層界線。然后黃隨王下煤井勘查地下地質和煤層分布，并采了煤巖樣品，半月后完成了阜新煤田地質圖。當年12月，他們回到北平。他們首先從事室內整理，編寫正式報告，清繪地形地質圖及各種圖件，又把采集的很多化石（主要是古植物）對照《中國古生物志》等文獻進行初步鑒定。他們原認為阜新煤系屬中侏羅統，后古植物專家修改為上侏羅統，甚至有專家認為是下白堊統，而隨著古生物地層學的發展，最近更多人更傾向于認為是下白堊統。
這次野外工作的成果被正式整理成中英文研究報告，黃獨著的有“奉天省本溪縣小市煤田地質的初步報告”，與王（第一作者）和著了“熱河省阜新縣煤田地質”，2個報告都于1929年發表于北平地質調查所的系列研究報告集《地質匯報》第13號上。
1929年春，黃汲清又接到新的任務，就是隨趙亞曾一起從北平去西安，翻越秦嶺南下四川進行地質考察。趙是黃北京大學的學長，又是助教老師（主要輔導古生物學課程），同時還是北平地質調查所的技師兼古生物研究室負責人之一，接近而立之年就出版作品數十種，真是“著述等身”，尤其是五本大部頭經典巨著——《中國古生物志，乙種》，其中的代表作——《中國的長身貝科化石》（上下卷）以內部構造為分類依據的重要觀點，在幾十年內一直保持著國際領先水平，深得國內外地質界崇敬。黃汲清對這位良師益友非常尊重，與他一起出差深感榮幸。
趙亞曾與黃汲清雇用了北平昌平縣一位小伙子趙承佩給他們當臨時工、服務員，他們乘火車經京漢、隴海鐵路到河南陜縣，再轉汽車到西安。他們在西安先拜會了陜西省長宋哲元的秘書長，遞上介紹信，希省府發文沿途各縣政府對他們進行保護，并提供各種方便。3月15日，他們從西安向南翻越秦嶺到柞水、鎮安等地工作了幾天，后又回西安向西行到寶雞，向南經大散關翻越秦嶺，在鳳縣盆地、漢中盆地工作。他們為了多做一些工作，多獲得一些資料，有時也分頭工作。5月中旬，他們在陜西略陽縣工作告一段落后，趙亞曾就獨自一人順嘉陵江南下，相約在四川廣元縣朝天鎮會合。黃與趙承佩向東南，經大安驛到陜西寧羌縣（今寧強縣），他們住在一家旅館里，晚11點左右，聽說大股土匪攻打縣城，在南門與民團對峙。黃與趙承佩藏好行李物品，和老百姓一起，跑出北門，又找個小客棧住了一天，后來聽說土匪被打跑，他們才跑回原旅館取了行李，向西南行。到了朝天鎮與趙亞曾會合，說起前一天的驚險，都表示要更加謹慎。
黃汲清與趙亞曾等在四川廣元未多停留，又順嘉陵江支流白水江向西北考察四川、甘肅兩省交界的山區，直到甘肅文縣的碧口鎮，再往南到四川青川縣，然后沿涪江河谷南下，經江油縣而于當年6月初到達成都。在這里他們遇見北大老同學黃鵬基（在《川康日報》當編輯）。黃鵬基在《川康日報》上發表了新聞報道，介紹了趙亞曾、黃汲清二位地質學家的履歷及這次來四川從事地質工作的簡況，這既提高了他們的知名度，也引起四川鄉親對地質事業的重視和興趣。
他們要在成都休整一段時間，于是黃汲清就向趙亞曾請假回離別八年的故鄉仁壽縣。他乘滑竿回到仁壽縣青崗場家中，見到堂屋左側供奉著父親的靈位，他一下子昏了過去。回想起父親為他的前程操勞，含辛茹苦籌措學費，總希望有天能與父母親人團圓，可惜老父已逝世，子欲養而親不在，實乃人生一大憾事，他悲痛欲絕，泣不成聲。大哥將他扶起入座，老母也來，大家悲喜交集，相擁而泣。后他被告知，父親去年春病故，臨終前還叫人翻出他的舊衣衫并反復端祥，當時他正值大學畢業關鍵時期，為不影響他的學業家人才未告知。
黃汲清回到成都后，趙亞曾對他談起在成都休整期間做的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他花了五六天去峨眉山把這個“天下名山”的新老地層順序弄清楚了，又去成都北邊的彭縣（今彭州市）考察白水河銅礦，還發現了從西北方向朝東南方向逆推于煤系地層之上的“納布構造”。黃很是佩服，他是較早確認中國境內有阿爾卑斯構造的地質學家。
當年9月，他們還溯岷江而上到灌縣（今都江堰市）、汶川、茂縣考察了10多天，回到成都后，又到自流井地區考察，研究了那里的中侏羅統地層（后來被命名為“自流井統”），特別考察了那里的鹽井和“火井”（天然氣井）。
10月中旬他們到了敘府（今宜賓市），這里是長江上游金沙江和支流岷江的匯合處，是川南的一個大城。他們收到丁文江等寄來的信和材料，告訴他們北平地質調查所已成立以丁文江先生為首的西南地質礦產調查隊，9月從北平出發，乘火車到漢口，再乘輪船到了重慶，趙、黃二人比他們早出發半年，作為他們的先遣隊，現在就算一個大的項目隊了。丁先生信上商量工作，認為現在會合在一起，安全也有了保障。趙亞曾說中國各地不安全的地方還很多，假若僅為了安全，那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現在最好還是先分頭工作，取得更多資料，做出更多研究成果，以后再根據工作實際情況和需要，在適當地方會合起來干更大的項目。
黃汲清隨趙亞曾在敘府停留了一段時間，考察了宜賓附近的地質情況。然后趙安排黃一人先到云南鎮雄，再向東去貴州先與丁文江等會合，趙亞曾則與趙承佩直接南下，乘川滇鐵路先去云南。黃從宜賓向東南于11月底到了四川永寧（今敘永縣），卻接到趙承佩寄來讓郵局留交的快信，說趙亞曾11月15日夜在云南昭通閘心場被土匪開槍打死。黃一看淚水直流，回到旅店更大哭一場。他立刻發了兩封電報，一是給正在旅行考察的丁文江先生，告知趙遇害之經過。另一是給云南省主席龍云，略稱：“北平來的政府特派員趙亞曾先生，在貴省昭通縣閘心場被土匪槍殺，請速派得力部隊追捕匪首，……。特派員黃汲清”。
黃汲清迅即經貴州飄兒井趕到大定（今大方縣）面見丁文江。他首先說起趙亞曾遇害一事，丁非常難過，泣不成聲，黃與其他人也難過掉淚，約10多分鐘后，大家才平靜下來。丁先生身邊工作的有二人，一是測量學家曾世英（江蘇蘇州人，年紀30歲，身材瘦小卻很健壯，很能干），另一是地質采礦專家王曰倫（山東泰安人，與黃汲清年齡相仿，也很精干）。丁文江先生說，趙亞曾先生之死，是中國的巨大損失，我們西南地質大調查中的川廣鐵路勘線工作才開始，更多工作還在前頭。他們在一起工作不久，翁文灝所長發來電報，稱黃汲清出外工作已近一年，可回北平休息了。黃回電說他不需要休息，愿隨丁先生一道工作，絕不半途而廢。這種以工作為重的崇高精神，不僅加深了翁文灝對他的器重之情，也使丁文江、曾世英、王曰倫等非常欽佩和賞識。
丁文江一行從大定向東繼續考察，在貴州西部一帶見有含雙殼類化石的灰巖蓋在二疊紀煤系地層之上。他們再往東行，發現構造復雜、斷層很多，地層不連續，難以追索，化石稀少，不好對比，特別見一層硅化灰巖，其中找不到化石，按以往經驗，有點像貴州的震旦紀灰巖。晚上丁文江與黃汲清、王曰倫討論時，低頭沉思道：“那個震旦紀硅化灰巖似乎拿不穩，弄不好會丟我們三位大地質學家的人！”黃汲清同意丁的看法，愿再仔細觀察，又經過兩天的努力，他們終于在薄層硅化石灰巖中找到小型雙殼類化石，確人了它與黔西其他地方一樣是屬于三疊紀的石灰巖，丁文江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在黃汲清等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們除考察地質礦產外，也進行人種學研究。貴州少數民族多，逢趕集之日，丁文江等就請來很多老鄉，用皮尺量身高，用椅子量坐高等，回北平后，再整理研究發表。
丁文江領著曾、王、黃等到了貴州省會貴陽市，省主席毛光翔是軍人，他很敬重中國的地質學家，特別派人迎接丁等進城，舉行隆重的歡迎會和晏會。毛光翔主席致歡迎詞，丁文江也致了答謝詞。他們在貴州游覽了名勝古跡，丁又派黃汲清和王曰倫調查了貴陽城郊的煤田。后來丁又與曾世英、王曰倫繼續考察川廣鐵路線的黔南都勻、獨山和桂北的河池南丹一線，讓黃汲清再去貴陽西北的安順、織金等地，搜集更多的資料。
黃汲清到了安順市，先考察著名的螺螄山。他發現薄層灰巖中有保存完好、精美的螺螄（腹足動物）化石，以前有人認為它是第三紀湖相沉積的，黃發現這層含精美化石的灰巖和附近大面積的三疊紀灰巖是整合接觸的，而且那些螺螄化石經仔細鑒定也和三疊紀的屬種相同或相近，故而確定為三疊紀灰巖，黃在這里做了很好的訂正。
黃汲清從安順往北，到了黔中高原的織金縣，這里主要有二疊紀的灰巖和煤系地層。他去拜訪縣長，縣長熱情地和他談起北京各大學的情況，一起聊天的還有一位老人，談起來方知他是北大地質系學長丁道衡的父親，黃親切地稱為丁伯伯，丁伯伯的父親、丁道衡的祖父丁寶楨就是赫赫有名的“丁宮保”，清末曾任山東巡撫、四川總督，特別是在四川做了很多好事，深得民心。幸會丁伯伯是黃的一個重大收獲。
黃汲清后來向南折返安順，又向東回到貴陽，等待丁文江等返回，結果，丁、王、曾在黔南都勻、獨山考察泥盆系、石炭系很有成果，采了成噸的化石，又繼續深鉆下石炭統（就是后來建立的“豐寧系”），就暫不返貴陽，丁指示黃過完春節后由貴陽向東再作路線調查。黃過完春節后就從貴陽經龍里、貴定、平越（現福泉縣），再向東北經黃平、余慶，再向西到甕安、開陽，最后向南返貴陽，他在黃平等地寒武系地層中發現很多朱砂（辰砂）礦點，龍里泡木沖三疊系灰巖還有石油顯示。他跑這一大圈也有不少收獲。
黃汲清回到貴陽時，丁文江一行已于不久前經貴陽北行。黃與他們約定在黔北遵義聚會。聚會后，彼此交談了考察之經過和收獲，高興地休整了幾天，又向東到湄潭、綏陽再向西北到達桐梓。丁又派黃與曾再作一條輔助路線，就是向西北到習水縣溫水鎮，再向東北到四川綦江縣趕水鎮。他們勝利完成任務，與丁、王相聚，再一同向北到達重慶，下榻于重慶青年會。然后他們準備返回北平。據了解，由于蔣馮閆中原大戰的關系，當時經漢口返北平不太方便，于是，他們購了頤和公司的船票，直抵上海，再由上海乘海輪到天津，轉火車回到北平時已是1930年的7月初了。
北平兩年的苦斗
黃汲清與丁文江、曾世英、王曰倫返回北平西城兵馬司地質調查所后，向翁文灝所長作了詳細匯報，然后又和總務處長周贊衡、陳列館負責人徐光熙、圖書館長錢聲駿，以及古生物室負責人計榮森等交談，了解各方面情況，準備開展下一步工作。他們首先要料理因公犧牲的趙亞曾先生的后事。他們見到了趙先生的父親、弟弟裕曾、夫人和三個孤兒。當時長子松巖12歲，女兒梅巖9歲，次子竹巖尚在襁褓中。為解決趙先生親屬子女的生活教育問題，丁先生、翁先生親自出面張羅，募集基金。由中國地質學會募集捐款，設立“紀念趙亞曾先生研究補助金”，以基金每年之利息獎勵從事地質學、古生物學研究有突出貢獻之學者。從1932年至1949年的18年中，受獎者共22人。1932年首次獲獎人即是趙亞曾先生的學生和親密戰友，他最后一次出差的同伴——黃汲清。當時趙先生長子在農村上小學還未畢業，黃主動承擔責任，讓松巖與他同住一屋，照顧其飲食起居，還請人幫他補習功課，松巖后來考上了天津南開中學。
黃汲清參加了丁文江領導的西南地質大調查，在外出差16個月，搜集了豐富的寶貴的科研材料。他首先坐下來研究的便是與趙亞曾先生一同搜集的秦嶺山區和四川的地質資料。他先編了一本秦嶺地質圖冊和一本英文說明書，翁文灝所長特派繪圖員侯峙先生為他提供地形底圖，協助他完成圖幅編繪。為寫英文說明書，他在原有英文基礎上，特別參考美國地質學家維理士（Baily Willis）的《中國之研究》（Research of China）學習其文法及修辭。文稿經丁文江先生審閱，丁又轉請燕京大學教授英國人巴爾博（Barbour）再閱，巴爾博見黃英文熟練，且有自己的遣詞造句特點，所以稍作潤飾就交付出版。該著作為英文專著，名稱為：《The Geology of the Tsinglingshan and Szechuan》（秦嶺與四川地質之研究） ，作者：Chao, Y. T. & Huang, T. K.（趙亞曾，黃汲清。黃把趙亞曾列為第一作者，一方面體現出他尊重事實，尊重合作者的勞動，因為這篇文章的材料中多半是趙亞普收集的，而且趙亞曾在文章內容的構思上也的確居于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體現了他對這位良師益友的欽佩和懷念。這與地質調查所在院內東墻與圖書館之間給趙亞曾建了一個白色大理石的紀念碑一樣，讓趙永遠為人們所紀念。
這篇文章于1931年初作為地質調查所主要的系列出版物“地質專報”（Geological Memoirs）的“甲種”（Series A）第9號正式出版。此書正文為英文230頁（附中文摘要48頁），隨文附圖45個，書末有19個圖版，另附一本圖冊，內包括3張1:40萬彩色地質圖，13張1:20萬彩色地質圖，兩張1:20萬剖面圖。完成這樣的鴻篇巨制，黃汲清生平還是第一次，他以后出版的專著也很少有這樣規模的。
1931年，黃汲清沒接到另外的出差任務就以室內研究為主，消化野外搜集的資料。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在西南地質大調查中，遇見的地層多半是二疊紀的，地層內還有很多化石，最主要的化石是珊瑚和腕足動物，而且他和其他地質工作者在全國各地也采了很多化石，化石標本上都附有標簽，寫明了化石的產地和層位，化石經準確鑒定屬種名稱后，就可用于地層劃分對比。地質調查所圖書館收藏的世界各國的古生物學、地層學專著、參考文獻也很豐富，其他輔助部門如磨片、照相等也很得力。黃首先在葛利普指導下，研究了二疊紀的珊瑚化石，不僅有他自己采集的，還有丁文江及其他地質學家在全國各地采集的，有些還沒來得及仔細研究。黃汲清從1931年初就開始研究，并寫出了專著《中國南部二疊紀珊瑚化石》。他注意到，二疊紀地層里的腕足類化石比珊瑚化石更多，于是他緊接著研究二疊紀腕足類化石，用了幾個月時間，又完成了《中國南部晚二疊紀腕足動物化石》著作（分為上下兩冊，英文正文約270頁，中文摘要5頁，另有20個圖版）。然后，他又來研究二疊紀的珊瑚化石，當時他的北學學長樂森璕正好寫成了《棲霞灰巖珊瑚動物群》一書，黃增加了西南數省二疊紀珊瑚化石若干新材料，與之合成為一本新著：《楊子江下游棲霞石灰巖之珊瑚化石》，作者：樂森璕，黃汲清。樂森璕為第一作者，反映出黃汲清對學長的尊重。以上四本古生物化石專著，都于1932年分別以《中國古生物志·乙種》的第8號第2冊、第9號第1冊，第9號第2冊和第8號第1冊的編號正式出版。
這期間，黃汲清還編制了我國南方二疊系地層對比圖和古地理圖，其中標明了所含動物群的特點，1932年他完成了《中國南方二疊系地層》專著，該書同年以地質調查所《地質專報》甲種第10號名義正式出版。這是國內斷代地層學的第一本專著，深受國內外地質界重視，被紛紛引用。這本書加上前述四本《中國古生物志》，為中國二疊系生物地層學奠定了的扎實的基礎，所以他也得到“黃二疊”的光榮稱號。
黃汲清在專心研究古生物地層學的同時，也十分關注區域地質學、構造地質學。1931年5月，他隨翁文灝所長去南京，出席在中央大學地質系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八屆學術年會，他在會上宣讀了“秦嶺大向斜之遷移”的論文，頗受歡迎，當年即發表在《中國地質學會志》第10卷上。后他參加了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李四光所長領導的南京棲霞山的地質旅行，收獲很大。
國家的命運也牽動著黃汲清的心。1932年日本侵略者繼“九一八事變”之后，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淞滬戰爭），愛國將領蔣光鼐、蔡廷鍇將軍率領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紛紛給十九路軍捐款。黃汲清和同事、青年地質學家們天天看報，了解戰況，當得知我軍打勝仗時，就高興地慶祝，他為十九路軍捐獻了50塊大洋，還收到蔣光鼐將軍的感謝信。當時中國向國際聯盟控告日本侵略中國，國際聯盟派由英國人李頓爵士（Lord Lytton）率領的國際調查團來我國考察。在北平，丁文江先生參加了接待李頓爵士的活動，極力表示友好，希望他們主持正義、為中國說話。黃汲清寫的《中國古生物志》中有很多描述腕足動物化石的內容，其中有很多“李頓介”（Lyttonia）標本，殼飾很壯觀，這種化石最早發現于印度鹽嶺，其屬名是為了紀念在印度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李頓而起的，這化石在中國也大量出現，黃汲清發表的晚二疊世腕足動物化石圖譜中有很多“李頓介”。丁文江先生讓黃把那些圖譜復制若干份，贈送給李頓爵士，也就成了“科學外交”的工具。
黃汲清尊老敬友，他與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等大科學家頻繁交往，彼此十分熟悉。黃汲清1928年從北京大學畢業來到地質調查所四年間，前兩年多投入野外調查，后兩年則潛心科研著述，年僅28歲，就發表了六本專著（兩本《地質專報》，其中一本與別人合著；四本《中國古生物志》，其中一本與別人合著），不到而立之年，能有如此成就者，實不多見，因而深得丁、翁重視。那時在北平研究古生物化石的地質學家中，還有不少是黃汲清在北京大學的學長、同學如孫云鑄、俞建章、樂森璕、裴文中、計榮森等，他們對黃的聰穎、勤奮、能干都十分欽佩，黃汲清還常與他們一起討論切磋，收獲頗豐。
丁、翁極其注重培養后學，任人唯賢，不搞論資排輩，而且大膽擢拔青年新秀。兩位先生也是剛留學回國20多歲就擔負起祖國地質事業創始和開拓的重任。他們對我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地質學家——地質研究所的“十八羅漢”中，最看重年齡最小的謝家榮（入學時15歲，畢業時18歲），而謝家榮最后真正是十八人中成就最大者。北京大學培養的學生中，他們最看重趙亞曾，趙英年早逝時，他們悲慟不已，丁在悼亡詩中寫到：
“三十書成已等身，趙生才調更無倫。如何燕市千金骨，化作天南萬里塵？……京洛相逢百載期，相知每恨相交遲。論文廣舌萬人敵，積學虛心一字師。……”
翁文灝的悼文中也有這一的內容：
“青年學者中造就如此之速而大者，即在世界科學先進國，亦所罕見”。
如今，新的接班人影子似乎又出現在他們眼前。
1932年上半年，翁文灝所長要求黃汲清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申請去歐洲留學深造。當年4月，黃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提交了到瑞士蘇黎世大學攻大地構造學兩年的申請。同時，黃又專門請老師補習德語，進步很快。一天，黃去地質調查所謝家榮辦公室談工作，碰到了一位青年，謝介紹黃與那位清華大學的學生程裕淇認識，他們交談甚好。這是黃與程的初次會晤，以后幾十年里，他們成了事業上的密友。當年6月，他從外交部拿到了去歐洲留學的護照，當即去東交民巷瑞士領事館辦簽證，他被告知中國人去瑞士不需簽證，把旅費用完就回來好了。不久，黃告別北平師友啟程，臨行前拜訪了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李四光所長和其他友人，又給四川老家寫了封長信，說明要去瑞士深造的事。他乘快車到上海，7月份即乘法國郵輪“波爾托號”（Porthos）離開上海，奔向遙遠的異國求學。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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