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科學院大學地球與行星科學學院

潘云唐教授

本文刊發于《礦物巖石地球化學通報》

20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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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質科學的卓越大師——黃汲清院士（一）

中國地質科學的卓越大師——黃汲清院士（二）

中國地質科學的卓越大師——黃汲清院士（三）

中國地質科學的卓越大師——黃汲清院士（四）

 

回國領導實業部地質調查所

 

黃汲清1935年底從美國舊金山乘海輪歸國，1936年1月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兩天，期間聽說前淞滬主辦丁文江先生出差湖南，因煤氣中毒逝世。他大為驚訝，甚是悲痛。第二天他到南京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向翁文灝所長匯報三年的留學經歷，并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絕不辜負兩位恩師的青睞、提拔和賞識。翁文灝已于前一年任行政院秘書長，更多的進入政界，所以就按與丁文江的商量決定，逐步交班給黃汲清，因此立即任命黃為該所地質主任（Chief geologist，相當于“總工程師”）。黃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以努力工作來報答丁、翁二位恩師的栽培和信任。

就在此前的一年，有人在長興煤山發現了油苗，上海等地的報紙給予了大幅報道。翁文灝所長即去考察，不幸半路發生車禍，頭部受重傷，不但未考察到油苗，而且險些危及生命。黃汲清回來聽說這事后，就想一定要去弄清楚油苗的事。于是，他與該所盛莘夫、崔克信一同去長興煤山踏勘。他們發現該地是一個面積不過幾十平方公里的向斜構造，其中有一層薄薄的砂巖有油滴顯示，總厚度不足兩米，而且變化很大，因而判定難以形成有經濟價值的油田。他們回到南京后即刻向翁所長做了口頭匯報，此事才得以平息。雖然在長興地區沒有發現油田，但黃汲清卻發現當地的地層剖面出露清晰而且各門類化石較為齊全，肉眼可見且容易采集。于是他又在2月下旬與盛莘夫、丁毅、崔克信等再去長興煤山考察地層，測制二疊紀、三疊紀的地層剖面，并采集了大量化石標本帶回所內。后來在那里建立了著名的世界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剖面，即所謂的“金釘子剖面”。

 

1936年春，黃汲清和所里同事在計劃修建的京贛鐵路線上考察煤田地質，他們先考察了安徽寧國縣港口灰山一帶的煤田，其考察結果在《地質評論》上發表。緊接著他又和該所的王玨，以及正在江西工作的高平、徐克勤一道考察了樂平煤田。這里有上二疊統的標準剖面，他們在這里采到大批化石，取得了豐富的材料。以后，他又和徐克勤一起研究贛西的萍鄉煤田。此煤田范圍大，煤層多達十層，最厚者達兩米，而且煤質好，可以煉焦。他們花了20多天，測制了煤田詳細的地質地形圖，最后寫了專題報告，對煤田儲量做了估計。他們還發現含煤地層與下伏三疊系底層呈不整合，表明三疊紀后期此地發生了褶皺運動，因而明確提出印支褶皺運動的存在。黃汲清認為在所研究的全國煤田中，萍鄉煤田是研究得最詳細、最具實用價值的。

1937年4月，翁文灝要陪同當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去英國參加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禮，故任命黃汲清為代理所長。當時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的顧維鈞（顧少川）組織成立了“中國煤油探礦公司”，向實業部登了記，請求該部地質調查所與該公司合作進行探油事務。黃汲清即與該公司勘探隊長史悠明及聘請的美國專家韋勒（J.M.Weller）和薩頓（F.A. Sutton）會晤，美方專家要求中方派出得力的專家。黃汲清想到老地質學家孫健初，他是一位成熟的地質學家，對河西走廊和祁連山區多有研究，情況很熟悉，他也很愿意從事這項工作。他們與美方專家談判，達成了初步協議：野外工作費用全部由公司負擔；所方負責與地方行政機構洽商，并提供各種服務人員和服務事項；調查研究成果必須寫成報告，首先提交所方一份；野外采集的標本必須交所方研究保存，有重份的美方專家才可攜出國。

當年的夏季和初秋，勘探隊進行了陜甘青三省的石油普查，重點研究了河西走廊和青海東部，在研究玉門縣境內祁連山前久已聞名的石油溝一帶的油苗時，發現了老君廟背斜構造，三位專家一致認為該構造值得特別重視。韋勒等返回南京后即寫成了詳細報告，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時，在這里進行著緊張的探油工作。原陜北延長油田有兩臺鉆機要調運至玉門，而延長地區當時屬于陜甘寧邊區，而玉門屬于國統區，國共兩黨就此進行了商談，當時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同志親自參與此事，他認為國共合作抗日期間，要顧全大局，互相支援，那兩臺鉆機最后得以順利地從延長調運到玉門。后來在玉門經鉆探發現了工業油流，玉門油田就此成為我國第一個工業油田。

1936年秋，南京實業部地質調查所組織成立了“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委員如下：翁文灝（主任）、黃汲清（副主任）、李四光、謝家榮、尹贊勛、田奇鐫、孫健初、王日倫、潘忠祥。在材料搜集分工方面，負責“貴州四川秦嶺”部分的人員為黃汲清、王日倫、喻德淵、熊永先；負責“蒙古新疆西藏”部分的人員為李四光、黃汲清、袁復禮。他們又計劃從速編制幾個重要區域的百萬分之一的地質圖，如“長安洛陽幅”“貴陽昆明幅”“成都巴縣幅”，每一幅的負責人都是黃汲清。當時黃汲清組織了一個南嶺地質調查隊，其任務是進行南嶺地區的1:100萬地質填圖，在填圖過程中了解礦產分布概況和大地構造輪廓。調查隊分為五個分隊，由東至西依次為：江西-廣東隊，由高平、徐克勤負責；湘東-粵北隊，由黃汲清、路兆洽、張兆瑾負責；湘中隊，由田奇鐫、徐瑞麟負責；湘西隊，由王曉青、許原道負責；湘西-黔東隊，由王日倫、吳希曾負責。整個野外工作，從1936年8月到1937年春完成。所獲地質成果反映在1949～1952年出版的1:100萬分幅地質圖一級1:300萬中國地質圖上。

黃汲清領導的南嶺地區地質找礦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和徐克勤在湘鄂交界處的湖南資興縣廖江市發現了很好的煤田，煤質很好，這就是廣為人知的湖南第一大的煙煤煤田。他們工作期間，黃遇見了前北洋大學的同學楊灣輝，他當時在廣州委員會長行營工作，他回去向領導匯報，行營主任曾養甫也是黃在北洋大學的同學，曾請了老地質學家譚錫疇任礦長，此礦后來在抗戰期間發揮了很大貢獻。

黃汲清還領導開展最新探礦技術的應用。地球物理學家李善邦曾在北平鷲峰地震臺工作多年，在撤出北平后，他從美國買來一臺扭秤探礦儀，并用于湖南省常寧縣水口山鉛鋅礦的探礦實習。黃汲清到那里后對此事很感興趣，當時一同去的還有剛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岳希新和趙家驤，剛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來給李善邦當助手的秦馨菱。他們在那里工作了一個月，還寫了報告。

1937年6月底，黃汲清到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大會7月1日起開始會前地質旅行，他選擇的是“二疊紀旅行路線”。他們先到伏爾加河地區的古比雪夫城，然后穿過俄羅斯地臺至烏拉爾山脈西坡，過烏發高原后北行至彼爾姆，就是二疊紀（Permian）的命名地了。然后，他們參觀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鹽礦索利卡姆斯克，見到了非常完整漂亮的食鹽晶體。最后他們乘船順卡馬河而下到喀山，7月19日返回莫斯科。

1937年7月21-29日，第十七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在莫斯科開幕，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翁文灝作為大會副主席、煤田地質組主席就坐主席臺，他還要參加“《萬國地圖和地學辭典》”的討論會。黃汲清被推舉為“二疊紀及其在地層學上之位置”專題組主席。出席會議的還有黃的同班同學朱森、李春昱、裴文中和丁驌。會議期間，他們參觀了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大學。蘇聯當局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招待各國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加里寧、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以及伏羅希洛夫元帥、布爾加寧元帥等領導人也出席了宴會。

大會結束后，黃汲清等又到列寧格勒全蘇地質科學研究所訪問，他們在所長陪同下參觀各主要實驗室，并與研究室負責人會談。

1937年的8月上旬會議結束，黃汲清與丁驌一同乘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到了蘇聯在日本海的港口海參威，打算乘輪船回上海，可是，“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這條路走不通了。于是他們又原路返回莫斯科，由莫斯科乘火車到柏林，在這里他們碰到了李春昱。之后，黃汲清乘火車到意大利熱那港灣，他乘坐遠洋航輪二等艙于10月10日抵達香港后，便立刻乘中國航空公司飛機到漢口，再乘招商局輪船返回南京。

當時，翁文灝早已從莫斯科返回南京，經濟部命令地質調查所搬遷至長沙。黃汲清全力以赴領導遷所大事。他們先有一個五人核心小組，即黃汲清、周贊衡、錢聲駿、盛莘夫、高振西，還有一位秘書周大訓。他們決定裝箱運走的是圖書館的全部圖書和全部儀器（包括各種顯微鏡、測量儀器、繪圖儀器等），但陳列館里的化石、巖石、礦物標本又多又重，無法運走，他們預計將來還可以找回來。翁文灝給四川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打了招呼，希望他們幫助運輸這兩三百個大木箱的書籍儀器，這些東西在運到下關民生公司碼頭后，大家才放了心。可是很多運不走的東西如府志縣志等，也讓大家非常痛心。一切準備就緒后，黃率全所其他20余人乘輪船離開南京去武漢，后來又由武漢轉往長沙。起初他們在湖南省地質調查所內設臨時辦事處。黃汲清、曾世英、田奇鐫還去租借地皮，打算另建新所。

1937年12月19日，黃汲清出席了在長沙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會議決定在1938年2月26日在長沙召開第14屆年會，在這次年會上黃汲清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雖然是戰爭年代，但大家照樣開會進行學術交流，并談論今后地質學教育等問題。1938年，日軍進攻武漢，長沙也不安全了。翁文灝當時已任經濟部部長，他已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他即命令地質調查所向重慶搬遷。黃汲清得到重慶北碚西部科學院負責人張博和、李樂元的協助，讓該所先遷到該院內，然后建起辦公室、圖書館，職工則租住民房，很快使工作走上正軌。北碚是一座小型風景城市，抗戰期間不少中央教學、科研單位都遷來此地，主要有中央農業試驗所、中央工業試驗所、經濟部地質調查所、中央礦冶研究所一級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私立上海復旦大學和江蘇醫學院，以及人才濟濟的國立編譯館，這里成了抗戰大后方的第一個科學文化中心。

黃汲清臨危受命，領導地質調查所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兩次長途搬遷。在重慶期間，他每隔兩三周必須要從北碚乘輪船或汽車到重慶城里向經濟部長翁文灝、常務次長潘宜之匯報工作。他一心撲在工作上，令人十分欽佩。

到重慶安定下來后，黃汲清首先想到的還是尋找石油天然氣。他到自流井觀察過火井，又到五通橋、大渡河銅街子、沙灣、樂山一帶進行路線地質考察。他又去了威遠臭水河一帶研究天然氣來源，并決定在威遠一帶開展填圖詳查工作。后來，經過曾世英領導的一批青年學生的努力，他們填繪了威遠地區多張1:10000及1:25000的地質圖。黃主張進行鉆探，但由于條件限制，鉆機深度僅1400 m，故未發現油氣。雖然如此，但他們的工作沒有白做。新中國成立后，石油工業部進行了3000多米的深鉆，在震旦紀灰巖中發現了大量天然氣。

除威遠外，黃汲清還于1939年與陳秉范等發現了四川隆昌的升燈山構造，并通過鉆探在三疊系嘉陵江灰巖中發現了大量天然氣，這是我國建成的第一個天然氣田，早些時候主要生產炭黑。

1938年的11月1日，翁文灝免去其所兼任的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所長一職，正式任命黃汲清為所長。由于黃汲清的主要精力在于抓業務、搞地質礦產調查，他定期從北碚到重慶去匯報工作也很辛苦和費時，他更想在青年時代在事業上好好打下基礎，所以他在1939年就口頭向翁文灝、潘宜之表示了辭職的想法，但二人不予理會，還對他加以安慰和鼓勵。到了1940年夏，翁命令他派地質人員去調查四川涪陵的彭水鐵礦，由于所里技術力量緊張，又考慮到四川省地質調查所曾有人去調查過，所以他十幾天沒有布置這一工作，翁文灝對此非常不滿，對黃汲清進行了嚴厲訓斥。后來，有人告訴黃，那是行政院長大財閥孔祥熙辦的“川康鋼鐵公司”催促著要辦的事。黃一想，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發國難財，人民都深惡痛絕，自己為他們而受氣，真是不應該，于是辭意更堅，翁、潘二人無法再勸勉，只有請他推薦繼任人選，于是他推薦了尹贊勛，理由是尹比他資格老，是有能力的，尹遂被任命為“代理所長”，主管一切。

辭職后，黃汲清一身輕松，于是帶著夫人陳傳駿、女兒黃杰生一起回老家仁壽探親。他們先乘汽車到資中，后換乘滑竿回到位于仁壽縣青崗場的老家。他拜見已68歲高齡的母親，送給母親在瑞士花100美元買的手表，母親非常高興，他又見到了姐姐、哥哥、弟弟及各家子女親人，大家都很高興。由于工作太忙，黃汲清就把夫人、女兒安頓在家里，陪母親和親人們多住幾天，自己則直接從家中趕去威遠縣，繼續進行地質找礦工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