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大地文學獎 · 新人獎頒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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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闊志向 仁義之心

——追憶原地礦部副部長、國際地科聯原主席張宏仁

 

 

楊 旋|文

82年，這是一個人的一生，對以百萬年為單位的地質紀年來說，何其短暫，如流星劃過夜空。82年，29930天，又何其漫長，足夠一滴水穿透磐石。

22歲參加工作，他鞠躬盡瘁，把剩下的60年人生都奉獻給了地質事業。

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堅定理想信念，一直把黨和國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報考大學只考慮國家需要，赴蘇聯留學刻苦學習，進入云南邊陲克服種種艱難困苦找出大礦，當選國際地球科學聯合會主席，耄耋之年繼續從事“燕山運動”研究……他的一生，隨便選取一個片段，都折射出一個人理想高遠、追求真理、無私奉獻、謙和簡樸的崇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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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7日，張宏仁考察華北北部柳江盆地，考察燕山運動不整合面構造。

一

已經下了一天的雨絲毫沒有減輕的架勢，反而從早上開始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珠緊鑼密鼓地織就成一張巨大的網，籠罩了北京城。這是2016年7月20日，本地新聞進行滾動播報：今天將遭遇一場特大暴雨，將超越此前的“7·21”，氣象部門已經發布了暴雨藍色預警。

但是，家住北京市通州區的一位老人，卻在早上8點就出了門，無奈地鐵一號線停運，多條公交線路采取甩站措施，直到中午11點多追悼會結束，她才輾轉到達城市西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因為她要參加當年北京地質學院老同學張宏仁的遺體送別儀式。

上午10時30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東禮堂，一場肅穆莊重的遺體送別儀式正在舉行。300多人，從四面八方冒著大雨趕來，為的是再看一眼他們心中尊敬的老領導、親切的老同事、摯愛的老同學——原地質礦產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原主席張宏仁。

天人同情，共灑雨淚。

在送別儀式上，李曉放回憶起在地質礦產部擔任張宏仁秘書時的情景，悲痛的心情無法抑制，盡管那已經是30年前的事了。

1986年夏天，30歲的李曉放從北京地質局物探隊調到地質礦產部，擔任副部長張宏仁的秘書。令他驚訝的是，第一天上班，這位新上任的副部長就騎著自行車來了。后來他才知道，從1982年調任地礦部水文司司長那時起，自行車就是張宏仁的主要交通工具。

當時條件有限，幾位副部長共用一輛車。張宏仁除了上下班，甚至有時出去辦事，只要車程在一個小時以內，他都騎車去。

一次，張宏仁騎著車從地礦部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進門時被攔住了。門衛看了一眼自行車，又上下打量他：怎么會有騎自行車來開會的領導呢？直到他拿出證件，門衛才相信了這個衣著樸素的中年人真是地礦部副部長。

后來，組織上考慮安全問題，部領導出席活動統一按照公務用車規范用車，他同意了。但是上下班，他還堅持騎車。

當了副部長之后，張宏仁一家五口才從40平方米不到的筒子樓，搬到位于魏公村的一套稍大的房子。搬家時，李曉放來幫忙，才發現這位領導的生活簡樸到他難以想象的程度，行李里最多的就是書和資料，竟然還有一件“五七干校”的黑舊棉襖。

“您怎么還留著這個啊，趕緊找個收破爛的賣掉吧。”他說著就拎出來。

“你別動，這是我在云南深山里，夜晚在篝火旁睡覺蓋的，這有我的回憶。你就是賣50塊錢我也不同意。”說罷，張宏仁又給塞了回去。

但是，就是這么簡樸的人，在得知李曉放有了兒子，立刻買了一套小孩毛衣送給他。

一次，李曉放跟著張宏仁出差，工作結束后，對方購買了游覽桂林山水的高級船票。當時，一張普通的票只需幾塊錢，但那一張要96塊錢。張宏仁知道后，就對他說，“小李，我們不能讓基層的同志掏錢。首先，這不是工作，實際上我也不感興趣；其次，一定公私分清，我出錢把咱倆的票都買了。”聽了這話，李曉放心里還有點不高興，人家好心請你，你卻非要自己掏錢。當時他的工資一個月只有150多塊錢，還要養家糊口，猶豫之際，張宏仁已經把錢算好了放在他手里。

上了船，兩人坐對面。剛坐下，張宏仁就拿出筆和本，頭也不抬，“小李，碰到值得看的，你喊我一下。”說完就埋頭書寫起來。李曉放心里直埋怨，這哪是游覽啊。

張部長的好學，李曉放后來才算是真正領會。出差在外，張宏仁會隨身帶著法語書，一有空閑就背單詞。除了英語、俄語，張宏仁又自學了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他是一個極富語言天賦的人。一次在火車上，包廂對面坐著兩個美國人，雙方閑聊起來。李曉放英語不差，但是僅半個小時，他的英語就有些“支持不住”了。原本一直埋頭看書的張宏仁此時接了話，跟兩位美國水利工程師聊起了“橡膠壩”等專業技術。最后，對方問張宏仁：“您是在美國哪個中學讀書的？”張宏仁一聽就笑了，回答說：“我連美國都還沒去過呢。”兩位美國人一直搖頭不相信。

在李曉放的印象里，張宏仁還是一個特別堅守原則的人。當時地礦部有規定，每位部領導一年必須有三個月時間到野外一線去。一次，他陪著張宏仁到四川西南部的一個地質隊調研。項目區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里，當他們冒雨爬到了現場，看到一桌為他們準備的豐盛飯菜，張宏仁生氣地站起來就要走——因為這超過了當時四菜一湯的標準。

從地礦部離職后，李曉放應聘到了外企工作。公司會給工作多年的員工發一個紀念性的獎品，有戒指、手表等，李曉放看到有一套德國的五金工具箱，立刻想到送給張部長。他知道，送任何東西張部長都不會要的，但是這套工具他肯定會很喜歡。他了解張宏仁特別喜歡動手，曾經一起出差時，賓館的電視機都是雪花點，張宏仁就要來工具，自己拆開修好。

過去的種種如電影畫面依次在眼前浮現，李曉放從回憶中回過神來說：“我在想我的人生道路，首先就要感謝在地礦部遇到了張宏仁這樣的好領導，我很幸運。雖然一起工作只有短暫的3年時間，但是他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否則，我不可能在短短7年就成為500強外企的首席工程師。宏仁是我一生的榜樣。”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財政困難，國撥地質勘探費逐年遞減，除了養活隊伍外所剩無幾，整個地質系統陷入困境。作為部領導，每次下基層，張宏仁都會帶一個筆記本，仔細認真記錄所見所聞。

1987年4月的一天中午，位于楚雄的第二水文隊基地靜悄悄的。午飯時間剛過，大家還在休息，28歲的隊黨委書記陳國棟在他辦公室里坐著，為了涼快，門敞開著。突然間，感覺門口有人。“這不是宏仁部長嗎？”他趕緊站起來迎出去。張宏仁笑瞇瞇地站在門口，穿著一身地質工作服。若不是在之前的一次會議上見過這位副部長，陳國棟不敢相信，這位地礦部副部長沒提前通知，就一個人到了他辦公室。“我去姚安縣看一下，路過你這里，就順便過來看一下。”張宏仁邊說邊走了進來。兩個人坐在那間七八平方米的屋子里，聊起了第二水文隊這支有著1200多人隊伍的現狀和未來發展。張宏仁告訴陳國棟，在這個艱難的時期，要想辦法解決隊伍生存問題和職工收入問題。很快半個小時就過去了，張宏仁要走。他們一起到了樓下，陳國棟只看到一輛北京吉普，車上坐著司機一人。心想，這位部長到基層輕車簡從，一點領導架子都沒有。

一次，張宏仁去新疆地質部門調研，到了阿勒泰的一個地質隊，發現住房條件很差。這個地質隊自1964年從內蒙古遷來，大部分職工還住在土坯房里，采光差，墻體也因長期被侵蝕快倒塌了。長年累月的風沙堆積，外邊地面比室內高出一米多，進屋得下樓梯。看到基層同志的困難，他說：“國家現在也困難，我們不能過分地向國家伸手要，我們要與國家同舟共濟，攜手克服困難，自力更生，想辦法改善我們的工作、生產、生活、科研條件。”

為了鼓勵大家，他講了一個自己當年在云南地質廳第十一地質隊的故事。那時候，駐地在楚雄，隊上養了很多豬，但缺少飼料。他看到隊里施工的渦輪機時，靈機一動，利用渦輪機來帶動碾米機為當地百姓免費碾米，條件是把剩下的麩子留下，這樣既為當地老百姓解決了現實困難，也為隊上獲得了養豬飼料。通過這種辦法，隊里后來還養了牛，再用牛油熬肥皂，改善了隊里的生活條件。

善于思考，主動解決問題，是張宏仁一貫的工作作風。

1982年，他在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司當司長，除了做水文地質、工程地質方面的工作，還開創性地把環境地質工作納入工作范疇。

當年7月17日，四川云陽縣長江邊上發生了一個大滑坡——雞扒子滑坡。這個滑坡涉及土石1500萬立方米，前緣約180萬立方米土石滑入江中，阻塞了部分長江航道，填高江床30余米，形成急流險灘，導致長江該河段斷航7天。國務院對此非常重視，但當時尚未明確由哪個部門承擔治理任務。由于航道阻塞影響交通，治理的責任就落到交通部頭上。國務院撥了8000萬元專款。由于交通部缺乏治理滑坡的專業人才和經驗，于是請地礦部支援。

這件事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司。當時，有人勸張宏仁：“這事不好做，你又沒治過，萬一治不好怎么辦？”可是張宏仁想，長江斷航非同小可，這種自然災害是非治理不可的，再困難也要試一試。再說，自己是搞地質專業的，不治理又讓誰治理呢？然而，由于沒有先例，大家心里都沒底。第二年年初，張宏仁組織專家組，在滑坡附近岸邊交通部提供的一條船上住了一個多月，一邊監測滑坡動態，一邊研究治理方案。為了恢復長江航道，必須清理滑入江中的土石，而清理這些土石可能誘發進一步滑坡。他們只能邊施工，邊監測。幾個月后，長江航道恢復正常，雞扒子大滑坡保持了相對穩定，至今沒出現大的險情。

這個全國第一個由國家出資的特大型滑坡治理工程，開辟了我國重大地質災害治理先河，也為后來地質災害治理成為地礦部乃至國土資源部職責奠定了基礎。

當時張宏仁他們設計應用的攔山堰、排水溝等，都在后來的滑坡治理工程中廣泛應用；而且，在這次探索治理中形成了滑坡治理的常規模式——專家會診、提出治理方案、施工單位進行工程治理。更為重要的是，地礦部從此建立了一支穩定的滑坡治理專家團隊，也就是技術核心。當時專家組中有成都地質學院的張倬元、湖北地礦局的劉廣潤、地質力學所的胡海濤、水文工程地質司的戴廣秀等，他們后來都成為地質災害防治領域的專家。

由于這項工作完成得好，國務院把另一個大工程也交給了地礦部，這就是長江三峽鏈子崖和黃臘石地質災害防治工程。鏈子崖和黃臘石是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長江三峽大壩上游兩處穩定性最差的大型災害性崩滑體，都有長期活動歷史，一旦發生大規模崩滑，將嚴重危害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設和長江航運。國家為此撥款1億元，這在當時可是個大數目。

從那以后，地質災害防治工作就明確為地礦部的職責之一了，這彌補了長期以來地質災害防治工作缺乏理論體系和專業隊伍的短板。到現在，地質災害治理已成為國土資源部門的業務強項。

1992年，內蒙古河套地區發生大面積砷中毒事件，國務院副秘書長徐志堅找地礦部的人商量此事。張宏仁很快就組織專家到內蒙古進行一系列勘查，查明原因——飲用水源的地下水含砷元素超標。他針對實際情況，提出了相應防治措施，即在1992～1993兩年時間內，重點做好病區地質環境調查和傍渠取水、打井改水、物化除砷三種不同改水方法試驗和病村改水條件的調查。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由于地質勘查經費嚴重萎縮，許多地質工作難以開展，當時地礦部進行的地球化學元素化驗項目，也在采樣后面臨無米下炊的困境。張宏仁靈機一動，采取了在全國范圍內招標的辦法。結果，有很多單位主動找上門來參與競標，使這批樣品順利完成化驗，并在后來的地質找礦中發揮了直接作用。在今天，招、拍、掛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但在那時，卻不啻為破天荒的舉動。

在20世紀90年代初，張宏仁就精通計算機技術，并為地礦部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傾注了很大心血。他常伏案在計算機前，與當時一些計算機同行討論如何發展地礦部的信息技術，利用計算機技術解決地礦部行政辦公、信息交流等問題。在他的推動下，地礦部內部辦公系統實現了信息化。很多人都記得，下班后，常看到這位副部長拿著網線在樓道里布線。

在地礦部，張宏仁除了做好部領導日常管理工作，還對整個地質科研有著自己深入的思考，寫下了很多理論研究文章，如《解滲流問題數值方法對比》《偏微分方程數值解法在地學應用中的對比分析》《西藏羊八井地熱系統與地下水的深循環》《礦產地質勘查工作的形勢與任務》《中國地質災害防治管理工作》《九十年代中國的礦產供應與世界經濟》等。

1989年，張宏仁發表了一篇題為《地質工作的風險分析與改革》的文章，對于地質工作的改革問題，提出了前瞻性的思考。他認為，地質工作踏上改革之路是歷史的必然。地質隊伍應該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事業單位，承擔公益性地質工作；另一部分走企業化道路，進入市場。

不止在廣闊的地質學術范圍刻苦鉆研，張宏仁還對經濟有一定的研究。1992年7月3日，《中國地質礦產報》刊發了他的文章《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關系》。這是他在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研究生班做的一個報告。在這篇文章里，他深入分析了計劃調控和市場調節兩個相輔相成的國民經濟調節機制。在文章最后，他寫道：“在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積極作用的同時，還不應忘記市場調節的消極方面。市場調節是以個人物質利益為基礎的，片面強調市場調節就會導致人們‘一切向錢看’。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當忘記，除了個人物質利益驅動機制外，還有另一種自動調節機制——共產主義覺悟。”

從1962年調到地質部算起，到1970年調任北京市地質局，再到1982年重新回到地礦部，從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司司長、地礦部總工程師，到黨組成員、副部長兼總工程師，直至1994年退休，32年時光，張宏仁用共產主義覺悟嚴格要求自己，在礦產勘查、地下水評價、地質災害治理、地質科技管理和重大工程指導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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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國地質博物館，收藏著一枚金質紀念章，它代表了國際地球科學聯合會的最高榮譽。2016年1月，國際地科聯第69次執委會將它授予82歲的張宏仁，以感謝他對國際地科聯發展作出的杰出貢獻，他也成為全球獲得此項榮譽第一人。當年5月，他把這枚獎章捐贈給了中國地質博物館。

張宏仁曾說，他這一生，一半給了地礦部，一半給了地科聯。

他口中的地科聯，就是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1961年3月在巴黎成立，現擁有121個會員國約40萬地質科學家，是國際上最大、最活躍的科學團體之一。我國在1976年正式加入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2004年，張宏仁當選為國際地科聯主席，此后連任到2008年。

其實早在1992年，他就擔任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組委會秘書長。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主辦的國際地質大會，身為地礦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的他，負責這次大會的籌備工作。從那時起，他每年都要列席國際地科聯執委會。

1996年8月4日，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開幕式，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大會的召開表示祝賀。大會期間，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會見了參加會議的中外地質學界知名人士。此后10天里，來自116個國家的6261名地質學家云集北京。這次大會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可謂一次盛況空前的國際性科學領域會議。

大會組委會除了為代表們安排了79條遍及全國各地的地質旅行路線外，還舉辦了71個學術報告會、152個專題研討會、4個大型主題報告及大型科技展覽等。這屆大會還廣泛交流了地質科學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的成果，并展現了作為世界第三礦業大國的中國大陸地質及其特征，顯示了中國地質科學在國際科技舞臺舉足輕重的地位及取得的成就，獲得了國際地質同仁的一致好評，因而具有重要意義。

為祝賀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在我國舉行，郵電部還特別發行了一套《第三十屆國際地質大會》紀念郵票。

在這次會議上，張宏仁出色的組織能力和外語能力，被國際地學界所認識和首肯。因為這次大會的成功舉辦，國際地科聯將機關刊物《Episodes》交給他接管。在擔任主編期間，他將一個國際組織的機關刊物，辦成了一個國際學術期刊，并且堅持純英語辦刊。

1996年春天，張宏仁作為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秘書長，來到約旦參加國際地科聯執行委員會會議，介紹30屆大會的籌備情況。在聽了介紹后，當時的國際地科聯主席法埃夫問，中國能辦《Episodes》嗎？張宏仁想，這是一個中國地質人走向世界的契機，他立即打電話請示地礦部部長宋瑞祥，得到的回答是“我們接”。

第30屆大會圓滿結束后，經過磋商，國際地科聯和中國地礦部簽署了協議，正式決定在中國設立《Episodes》編輯部，由張宏仁擔任主編，編輯部設在中國地質科學院。

這是一份在國際上擁有大量讀者的刊物，首次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而且是非英語國家主辦。

消息一出，國際地質學界許多人表示懷疑，一是對我國的地質科技水平有懷疑，二是不相信非英語的中國能辦好這個專業性強的英語刊物。之前主辦此雜志的分別是加拿大、美國、英國。

但是張宏仁很堅定：“中國人辦事認真，只要辦，就能辦好。”

《Episodes》翻譯成中文是《地質幕》。張宏仁形容道：“地質事件如同歷史大幕，地質科學家的工作，就是將它的故事一幕幕拉開。”

此后，經過張宏仁和編輯們的不懈努力，克服了缺稿等困難，第一期的《Episodes》篇幅由48頁增加到76頁，內容受到讀者的好評和地科聯的鼓勵。經過一年時間，他們對雜志的定位進行了調整，從1999年起，《Episodes》的副標題就從原來的“國際地學新聞刊物”改為“國際地學刊物”，將新聞屬性轉變為以綜合性評述為主的半學術、半新聞刊物，學術論文比例占到整個刊物文章的三分之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學工作者，都能及時收到通過航空郵寄的《Episodes》。

2002年，在張宏仁的組織下，《Episodes》開始建立網站，把刊登的文章全部放到網上，5年時間完成了創刊以來全部文章的數字化。

國際上對科技雜志有個評價標準——影響因子，在中國接手以前，《Episodes》的影響因子只有0.3多，辦了幾年后，影響因子快速上升，達到了2.13。這個數字證明，中國不僅能辦雜志，而且很快讓雜志的整體水平提高了一大截。

“我們極其贊賞《Episodes》編輯部的工作。中國為國際地科聯做了這么了不起的一件事！”來自第33屆國際地質大會學術委員會主席的贊譽讓編輯部無法忘懷。

直到2004年張宏仁當選為國際地科聯主席，他才卸任《Episodes》主編。

2004年8月，意大利，佛羅倫薩。

堪稱全球地質科學界的“奧林匹克盛會”——國際地質大會在這個浪漫的藝術之都召開。來自141個國家和地區的7414名代表齊聚于此。

8月25日中午12時，國際地科聯執委會換屆改選。經過一輪緊張激烈的投票之后，當大會提名委員會主席D.Mulde教授宣布張宏仁當選主席時，全場起立鼓掌。在現場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內心無不自豪與驕傲。

這是中國科學家當選國際地科聯主席第一人，開我國在國際科聯（ICSU）旗下的國際一級科學組織擔任最高職務先河。

張宏仁的當選，除了他淵博的學識，還與他掌握英語、俄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六國語言的超強外語能力，長期在國際地學領域活動的出色外事能力，以及他謙謙君子一般的品德魅力有關系。

面對記者的采訪，張宏仁卻謙遜地說：“我個人能當選主席，主要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國力增強和中國地學的進步。它體現了國際地學界對中國的信賴，就是說，大家相信中國可以為全球的地學發展服好務。國土資源部孫文盛部長親臨大會并在開幕式上講話，更使各國代表看到我國政府對地質工作的重視和對國際地質科學合作的支持，使得很多國家更愿意投中國一票。”

在第二天的國際地質大會閉幕式上，新當選的主席要代表新的執委會致辭。由于沒想到自己會當選，之前沒有任何準備。當天晚上，他的窗口一直亮著燈。

26日上午，張宏仁坐在大會主席臺上，用熟練的英語發表致辭。話音一落，幾千人的會場掌聲齊鳴。他站起來深鞠一躬，臉上露出輕松的笑容。

作為一個龐大國際組織的“領頭羊”，張宏仁意識到自己工作的難度。短短四年，要為國際地質科學界真正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體操作起來，要下一番功夫。

為了更好地發揮國際地科聯作用，張宏仁深入思考，寫了一篇論文發表在《地球學報》上。他仔細分析了地科聯的運行現狀，認為優勢在于不僅囊括了廣泛的地質學科，同時覆蓋了很多國家，這在全球眾多與地球科學相關的研究機構中是獨一無二的，但同時，地科聯又存在經費不足的問題，并且全球地學界的某些機構對其也不甚了解。

他在文章中寫道：“因為國際地科聯資金有限，不能同時承擔太多項目，而且當下的情況并不容樂觀，地質學并沒有得到全社會足夠的重視。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并沒有地質學家的席位；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環發大會上，情況亦如此；雖然在神戶舉行的環發大會規模比前兩屆大會小很多，仍然沒有地質學家的聲音。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必須做全方位的努力。在不久的將來，國際地科聯應該啟動一項計劃，使其加強與聯合國公共信息部的聯系，并爭取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資格。”

對此，他建議，應該加強地科聯與成員國之間的聯系，讓全球的地學界團結起來。國際會議作為最好的交流方式也最為昂貴，應該加緊通過發達的信息通信技術建立起網絡系統，開發遠程會議系統。同時，地科聯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協調世界地質科學活動上，就可以以有限的資金解決更多的問題。

為了加強公眾的地質科學意識，他著手準備在未來幾年開展國際行星地球年活動。

在擔任國際地科聯主席期間，他還處理了一件事關國際地學界的大事。一直以來，因為國際地質大會已舉辦了一百多年，而國際地科聯1962年才成立，二者之間存在爭議。張宏仁以出色的管理經驗和外事能力，最終將國際地質大會定位為國際地科聯的論壇，在地科聯下成立了國際地質大會委員會。同時，突出了地質大會主辦國的權益，國際地科聯換屆改選和地質大會申辦由地科聯和國際地質大會共同組成的理事會來決定。每屆地質大會注冊費的百分之十上繳地科聯。

建立在這樣明晰的關系和穩固的基礎上，新的體制平穩而有效地運行。不得不說，改革的成功浸透著張宏仁的智慧與辛勞。

與他身居高位相反的，是他的儉樸如故。

2000年，第31屆國際地質大會在巴西里約召開。張宏仁作為第30屆大會的秘書長被邀請參加大會理事會。作為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的董樹文到組委會安排的賓館去看望張宏仁。

一進門，就看見張宏仁在淘米，他驚訝地看著這位曾經的老領導。

“組委會不是安排食宿嗎？”

“在這里天天吃生菜、烤肉，我受不了。我這個方法很好，你可以試試看。”

說完，他把淘好的一把米放進帶加熱芯的小水瓶中。然后，和董樹文聊起中國代表團參加大會的一些議題。

2006年，國際地球科學計劃科學執行局會議在巴黎召開，董樹文在自己住的賓館遇到了張宏仁，他很驚訝：“怎么您也住在這樣的賓館？”“這里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會地點近，圖個方便。”這間巴黎的二星級賓館，房間小得可憐，一般人轉身都要小心，何況張宏仁1米82的身高。

散會后，董樹文和中國代表團租了一輛商務車，送會展的展品去機場。在賓館門口，他看到張宏仁拎著箱子在等車。

“主席，您坐我們這個車一起去機場吧。”

“不用了，我打一個出租車去地鐵站，坐地鐵去機場。”

“這個車是送展品的，我們跟著車去機場，也是節約成本。”

在他們的再三勸說下，張宏仁才勉強上了車。

汽車駛向巴黎機場。董樹文望著坐在副駕駛座上頭發斑白的張宏仁，心中無比自責，今天差點讓72歲的老領導一個人帶著行李顛簸著趕地鐵。可他知道，無論如何安排，這位老領導每次出國出差，都不帶秘書和隨行人員，自己訂二星級賓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吃工作餐或者自己帶方便面，他也從不送禮，還常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外國人尊重的是本領，不是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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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一名普通的地質隊員走上地礦部的領導崗位，又成為我國地質學家擔任國際地科聯主席第一人，取得如此成就，與張宏仁的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

1934年，張宏仁出生于江蘇省丹陽縣。7歲時父親去世，之后，母親帶著他到了上海。

16歲那年，抗美援朝爆發，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參軍參干運動。張宏仁在學校積極報名，成為學生中的帶頭人，為此他還寫了一篇決心書，刊登在當時的《解放日報》上。從那時起，他就決心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祖國。后來，因為學校所在的區團委想培養他做干部，張宏仁沒能參軍。但是要服從區團委的意見，高中畢業就得參加工作，而母親希望兒子繼續讀書上大學。為此，張宏仁還給在南京上學的弟弟寫了一封短信，他覺得應該服從組織需要，希望弟弟勸說母親。

1952年，正當張宏仁準備從格致中學畢業時，高考前一周，他被臨時通知考大學。

此時，正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張宏仁想到，國家的建設離不開鋼鐵，煉鋼鐵離不開采礦，采礦又需要進行地質勘查，再加上當時的校長陳爾壽教授地理課中的自然地理部分又是他比較感興趣的，于是，他在志愿表上依次寫下了三所學校：北京地質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北京鋼鐵學院。由于在中學時就自學了大學的微積分等課程，即使只有7天復習時間，張宏仁還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地質學院。

在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普查專修科，因為成績優秀，1954年他被國家選派，先后到蘇聯諾伏切爾卡斯克理工學院以及第聶伯爾彼得羅夫斯克礦業學院地質系學習。那時，生活條件不好，張宏仁患上了嚴重的甲型肝炎，身體比較瘦弱，身高1米82的他只有60公斤重。但在五年的學習中，他所有科目都得到了最高分，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回國后，張宏仁被分配到昆明工學院。然而，他一心想去野外地質隊工作。當時，絕大多數學地質的留學生都分配到了大專院校或者科研單位，到野外的概率極小。他被分配到了昆明工學院，正巧一起從蘇聯回來的同班女同學被分配到云南省地質廳，張宏仁找到那位女同學，兩人在經過組織同意后對換了位置，她去昆明工學院當老師，而他如愿去了云南地質廳。在這之后，他還找到當時地質部人事司的一位副司長，提出想去西藏，這位副司長告訴他，西藏形勢還不穩定，已經進去的人都在往外撤。云南也是地質工作的好地方。張宏仁只好打消了去西藏的念頭，收拾行囊去云南。

當時，從北京到云南，要先坐火車南下廣西柳州，再折回貴陽到安順，再坐汽車顛簸三天到云南沾益，最后換乘窄軌火車到昆明。而他的行李，則是用火車經過越南河內運到昆明的。

一番“曲線救國”，7天后，張宏仁終于抵達了云南省地質廳，這位留蘇的大學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因為當時的“反右傾”運動，等待了一個月，張宏仁才被告知“可以去野外了”。他的第一個工作單位是為了滿足“大煉鋼鐵”對鐵礦石的需求而新組建的第二十一地質隊，工作范圍主要在滇東北的昭通地區。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昭通地處烏蒙山區，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從山下看白云縹緲如同仙境，然而身處其中，才發現被濃霧和綿綿細雨包裹，有時候連續一個月都見不到太陽，山區小路泥濘不堪，可謂天天“走泥丸”。每天回到營地，衣服鞋襪通常都濕透了，得用火烤干第二天才能穿。

正值困難時期，他們找礦就在缺衣少食、物資極度匱乏的艱苦條件下進行。沒有糧食，只能吃土豆。四斤土豆頂一斤糧食，外出工作不能帶太多土豆，如果工作地點相對固定，他們就生一堆火，把土豆埋在火炭里，干一會兒活兒餓了，就把土豆刨出來吃，吃完了接著干活兒。

一次他們出野外，在路上走了三天多，實在餓得不行了，就找了一個彝族人開的小飯館。當時糧食緊張，需要憑票購買。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用相機給飯館里的彝族服務員姑娘拍照，答應照片洗出來后郵寄給她們。這才一人得到了一個蕎麥餅。后來從山里出來，照片洗出來了，卻怎么也找不到地址。這件事讓張宏仁一直耿耿于懷，“答應人家的沒有做到啊”。

沒有交通工具，他們全靠雙腿走路。在金沙江邊工作的時候，從江邊到山梁是2500米的高差，當天必須爬上去。干完活回住處，要從下午一直爬到天黑才能到山梁，經常是摸著黑在陡峭的山崖上行走，一不小心就會掉進萬丈深淵。“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這里的道路，比蜀道更難。

雖然苦，但他內心是開心的，而且，天性樂觀的他善于苦中作樂。他又有超強的動手能力，給單調的生活增加了幾分樂趣。

在昭通，他們駐扎的地方幾乎與世隔絕，帶的一個電子管收音機，因為過于耗電成了擺設，這樣一來，天一黑大家就無所事事了。張宏仁開動腦筋，制作了一個很長的天線并把它架高，從上面拉一根線下來，引到一個線圈里，再加上一個可變電容器，就可以接出電波。電波要通過整流才能接收信號，他就找一塊小鉛鋅礦石做整流器，拿一根針來找靈敏點，結果實現了非常好的整流作用，可以收到好幾個臺。這一土發明，伴張宏仁他們度過了許多個孤單的日子。在沒有任何娛樂的夜晚，這臺簡易的收音機就成了地質隊員唯一的樂趣。打坑道的時候沒有鑿眼機，他就制作了腳蹬式打眼裝置，代替掄大錘的費力辦法。山上沒有鬧鐘，他就動手做了個日晷，廚房師傅就根據日晷來確定開飯時間。這些看起來很“土”的小發明，為處于困難中的地質隊員解決了不少生活難題。

一年后，他調到駐地楚雄的第十一地質隊擔任分隊負責人，辦公室是一個半封閉的石洞，分隊的炸藥就放在洞里，每天他就在這里辦公、分發炸藥。

在云南野外的3年，他和隊友一起為當地找到了鐵礦、煤礦、鹽礦、石棉礦、白金礦、鉛鋅礦等，這些礦中的大多數至今仍在開采。在張宏仁的主持下，還找到了當時國內最大的藍石棉礦——大姚高峰寺藍石棉礦。

1962年，地質部組建了第二地質礦產司，藍石棉是主要礦種之一。張宏仁被調到了北京，在地質礦產司擔任工程師。此時，他才和結婚兩年的妻子團聚。

1968年，一位軍代表找到張宏仁，通知他離開地質部，分流到北京市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大隊當副隊長。剛剛接到消息時，張宏仁蒙了：我學的是找礦，可不是找水啊。但軍代表說，反正都是搞地質，你就干吧。于是，36歲的張宏仁開始了他科學研究的第二次生命。在這個隊，他一干就是十幾年。

面對一個嶄新領域，張宏仁很快就進入了角色。他的訣竅有兩個：一是抓緊時間找水文地質方面的著作充電，二是時刻戰斗在找水施工第一線。由于他的數學基礎好，又喜歡鉆研、善于鉆研，他的水文地質理論水平很快提升。他甚至還主編了一本水文地質方面的教材，這本書摒棄以往水文地質教科書保守教條的蘇聯模式，科學地梳理了水文地質科學發展的歷史，至今還在水文地質專業教學中使用。又由于他總在一線，書本知識在實踐中不斷得到檢驗和鞏固，因此，張宏仁很快由找水外行變成了我國知名的水文地質專家。在京郊找水源、為北京建水庫、在人民大會堂打地熱、在拒馬河做抽水試驗、在唐山大地震后參加水庫搶修……在很多部門因為“文革”無法開展工作的時候，張宏任和北京水文隊卻干了不少實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密云水庫主壩受到損傷。根據北京市領導制定的治理方案要求，張宏仁帶著部分地質隊員在密云水庫主壩一帶進行地質勘查，工作一直延續到除夕仍未結束。大年初一早上，領導來工地慰問，令他高興的是，妻子帶著兩個孩子也來了。他看到，妻子的眼神中沒有責備，而是透著一股丈夫在為首都作貢獻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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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從地礦部副部長到國際地科聯主席，張宏仁無意中走上了中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學而優則仕”道路。他的才能越來越受到重視，但他離自己的學院科研夢越來越遠。其間，他幾次申請到大學教書，但都沒有批準。組織上曾建議他考慮一下中國地質科學院院長職務，但在他看來，當院長要處理職工分房子、評職稱等很多煩瑣的行政事務，他的愿望，是做個普通的研究者，專心做科研。

直到2008年從國際地科聯卸任后，74歲的張宏仁終于可以從心所欲，實現自己藏在心底30多年的愿望——研究“燕山運動”。

“燕山運動”是我國大陸地質發展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是中生代期間發生在中國東部的一次最重要的構造變動，它打破了華北克拉通數億年的穩定格局，形成了一系列北東向深大斷裂，并引發了劇烈的巖漿活動。

1926年，我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翁文灝首次提出了“燕山運動”的理論假說，他認為，由于前白堊紀的不整合在中國東部廣泛分布，若將它與海西造山期相比則年代太年輕，若與喜馬拉雅期相比，則又過于古老。然而，這一運動對中國東部局部構造確實有影響，并足以給予一專門名稱。“鑒于它首次在北京西山被認出，而那里的地層證據也研究得最好，所以，提議將它稱為燕山運動。”當年翁文灝所說的燕山，實際上指的是北京西山。

葉良輔在編寫《北京西山地質志》中認為，燕山運動發生的時間為“髫髻山巖系（指北京或華北地區距今1.6億～1.45億年的地層）沉積之前”。翁文灝則進一步細化為“‘燕山運動’年代應限于北京西山的九龍山系（距今1.6億~1.45億年的地層）與髫髻山系之間”。

不整合面指曾經沉積區遭受區域抬升后，發生沉積間斷、剝蝕，后期又沉降發生沉積的作用面，這個面與上覆地層呈不整合接觸。常見的不整合面識別標志為風化面、底礫、孔洞縫發育等。角度不整合是檢驗一個地區是否經受過強烈造山運動的標志。然而，“燕山運動”是一個世界上少見的特例，當年它所產生的變形，只有斷裂沒有褶皺，也就是說，地層之間沒有角度上的不整合，這就給“燕山運動”的確定帶來了極大困難。

由于對代表“燕山運動”的主要不整合面何在這一重要問題難以確定，所以，對燕山運動的起始時間和形成機制——這個中國地質學上的大問題進行研究，成為張宏仁的夙愿。

這個研究愿望萌芽于20世紀70年代初。彼時，他在北京市地質局水文隊，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調查北京地熱資源。他們在北京市打了一系列鉆孔后發現，被黃莊—高麗營斷裂分割的北京西山和北京平原區雖然近在咫尺，但地層序列卻有天壤之別。北京西山山區相當完整地保存了從元古代到侏羅紀的地層，而北京平原地區，從元古界霧迷山組（距今約13億年）上部開始，直到侏羅系上窯坡組（距今約1.6億年）乃至以上，竟然缺失了幾千米的地層。通俗來講，就是一個新地層直接覆蓋到一個古老地層上，中間缺失了一段。

這個奇怪的現象引起了他的思考。他查閱了大量中英文相關資料，想找到這個現象背后的本質。

1998年，張宏仁在《地質學報》發表了《燕山事件》的研究論文，認為燕山運動源于一次強烈的構造事件。但在發生時間上，沿用了翁文灝的說法。

由于當時工作忙碌，想深入研究的愿望被他壓在了心底。但他一直沒有停止思考，他意識到，“燕山運動”是非常獨特的，是有別于當下造山運動的另外一種模式，可能對傳統的地質學產生很大的沖擊。

2009年，在中國地質調查局的支持下，“燕山構造運動再研究”在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立項，張宏仁開始了燕山運動的再研究，他想揭示燕山構造運動的本質特征，分析其成因以及全球意義。

于是，74歲的張宏仁作為項目負責人，從北京西山開始，開始了他實現愿望的第一步。這個只有90萬元經費的小項目傾注了張宏仁余生的大部分精力。老夫聊發少年狂。從北京西山到南京紫金山、內蒙古鄂爾多斯盆地、甘肅蘭州崆峒山、河北承德，甚至到黑龍江大慶，耄耋之年的張宏仁帶著3個年輕人，把涉及燕山運動的整個野外地質構造剖面都實地踏勘了一遍。

當接到張宏仁的電話，年輕的李海龍真的不知道說什么。電話那一頭，是一位耐心的老人，告訴他坐哪路公交，車到哪里換乘。電話這頭，李海龍心里犯著嘀咕，這位老部長怎么對公交路線如此熟悉？來到這位退休老部長家中，緊張的心情一下子緩解了，他們兩人很快就聊起了“燕山運動”。當時的李海龍是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員，他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是《燕山中段南緣中生代構造變形研究》，因此有幸被指派參與“燕山運動”項目。這年他27歲，一老一少的組合似乎預示著“燕山運動”不老命題的青春活力。時間不算短的聊天，讓李海龍對這位老領導肅然起敬，他佩服他廣博的地質知識，佩服他對燕山運動認識的研究深度和廣度。他抬頭看著張宏仁的書架、看著打開的電腦，那一摞摞關于燕山運動的中英文資料，證明為了這個項目，張宏仁做了十足的準備。

渠洪杰副研究員也是參與燕山運動項目的年輕人。在這個團隊中，渠洪杰負責沉積工作。張宏仁每每發現一個好露頭，如果有沉積方面的問題，就必然讓渠洪杰到現場去做一次研究。在渠洪杰看來，張宏仁是一個非常求真務實的人。搞地質工作的，必須去野外獲得第一手資料，這是張宏仁在研究中一直堅持的。不管環境如何，他都要到現場去。

那次，為了驗證葉良輔在北京西山發現的露頭，得爬上一個十幾米高的陡坡。他們都擔心礫巖不好爬，但張宏仁舉起自己的登山好幫手——一根撿來的樹枝，拄著就爬上去了。下來的時候，他笑著對李海龍說：“你看著這個多結實，以后別浪費錢給我買什么登山杖了。”這之前，李海龍考慮張宏仁年紀大還出野外，太辛苦，于是就悄悄花了上千塊買了一根專業登山杖送給張宏仁，結果沒用幾次就斷了。

轉眼就到了元宵節，李海龍的愛人因在國外學習未歸，他一個人在家中。突然，接到了張宏仁的電話：“海龍，你過來吧，咱倆都是單身，一起過個節。”沒想到，張部長還惦記著自己。李海龍高興地去了，一進門，就聞到了燉肘子的香味——張宏仁準備了好多好吃的。那一晚，兩個年齡相差近半個世紀的地質人，就著窗外的皎月，亦師亦友，從“燕山運動”聊到工作、家庭和人生。

隊伍里最年輕的是24歲的王猛。當時，他還是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研究生，師從王成善院士學習沉積學。因為在2008年的國際地球年活動中，他作為中國地質青年代表去巴黎參加開年儀式，那時張宏仁是國際地科聯主席，他給予這位中國地質學界的年輕人很大的幫助和鼓勵。因此緣分，回國后，王猛也加入了研究“燕山運動”小組。

為了驗證當年對燕山運動不整合面的確定，張宏仁帶著年輕人每周去一趟西山踏勘剖面。每次出去前，張宏仁都會把地質圖和地貌圖結合起來，在地圖上把要跑的點標注出來，到了出發時，再分發給年輕人。

一次，他們必須爬上九龍駕校后山尋找合適的地層露頭，但上山的路要進入駕校，正與門衛商量時，回頭一看，駕校對面居然有一處出露非常好的地層剖面。正是九龍山南坡。

這次無意間的發現，讓張宏仁確定了，這個剖面不僅與《北京西山地質志》中所附的剖面圖相當，也與王竹泉等人1933年編寫的《京西門頭溝煤田》一文中所附的剖面圖位置大體一致。這為他們接下來的對比工作創造了條件。

經過幾次勘查，他們找到了證據。九龍山南坡剖面中含煤碎屑巖之上的第一層礫巖（即龍門組底部礫巖）含有燧石礫石和硅質白云巖礫石，這些礫石顯然來自本地區大量出露的元古代地層。張宏仁判斷，這應是超大規模逆斷層作用的結果，它使得侏羅系含煤碎屑巖層與元古界之間的古生代和早中生代地層被剝蝕殆盡。從被剝蝕掉的地層厚度可以推斷，逆斷層的垂直斷距可達4000余米。這一發現，也與翁文灝當年提出的兩個“不整合準則”相印證。

盡管找到了“燕山運動”中爭議已久的不整合面，但張宏仁并未止步，他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了構造運動發生的時間限制。

下伏在礫巖之下的最新地層年齡說明斷裂發生時間不早于其沉積時間，礫石層則限定了斷裂活動開始的最晚期限。張宏仁分析，燕山運動逆斷層發生的時間應在中侏羅世煤系（上窯坡組）之后和煤系之上第一層礫巖（即龍門組礫巖）底部之前（該時間不晚于距今1.6億年）。由于兩組之間再沒有地層劃分，這是層序地層學所能達到的最高分辨率。

按照他的這一推斷，當年翁文灝確定的“燕山運動年代應限于北京西山的九龍山系與髫髻山系之間”就應修改為：“燕山運動開始的年代應限于北京西山的上窯坡組和龍門組之間。”

更為重要的是，龍門組礫巖作為燕山運動主不整合面標志還有著普遍意義。

經過他們的踏勘，事實表明，這一現象在整個華北地塊乃至華南地塊都普遍存在。與北京西山可對比的還有遼寧西部的北票一帶到河北秦皇島一帶北票煤組和上覆的海房溝組礫巖。山西大同的大同組和上覆的云岡組礫巖。此外，燕山西部的尚義盆地和中西部的下花園盆地、太行山構造帶內的寧武—靜樂盆地也具有同樣的地質特點。

兩年時間，他們出野外90天，采回了400塊巖石標本，鉆取了204米巖心，找到了爭論不休的“不整合面”，確定了構造運動的時間限制。

2011年12月，他們提交了項目成果報告。

在朋友和家人眼中，這次，張宏仁算是圓夢了，然而，他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發現，今日關注地質現象的人已經越來越少，“燕山運動”研究的繁榮過往，很可能一去不返。于是，他又身體力行，開始去地質院校和相關單位進行“燕山運動”的講座，一邊講述自己的觀點，一邊接受別人的意見。

一次，張宏仁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做“燕山運動”的主題講座。中途，因為身體不適，他去了衛生間。過了好久都沒出來，一同前來的李海龍感覺不對勁，就趕緊跑進廁所。李海龍迅速擠進狹窄的廁所隔間，發現他抓著門把手，臉色發白，額頭上已經是豆大的汗珠，整個人快要站立不起來了。李海龍趕緊抱住有些虛脫的張宏仁。由于隔間的門只能往里開，他們根本出不去。就這樣緩和了10分鐘左右，等張宏仁稍稍恢復體力，他們才慢慢走出了衛生間。“跟學校說一聲，就結束吧。”李海龍說。但張宏仁不肯，繼續回到講臺上，堅持做完講座。

2015年7月，在寫給女兒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張宏仁開心地分享了自己的好消息，“我有關中國造山運動的認識最近開始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贊同。論文近一年內被下載了一千多次。”

直到去世前，他還在研究“燕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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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直以來，在王枚先的心中，她為自己是地質隊員張宏仁的妻子而驕傲。

和妻子王枚先相識，是在1959年的夏天。那一年，有一千多名留學生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學成歸國。為了讓他們跟上國內形勢，在走上工作崗位之前，國家領導決定讓他們在外國語學院集中學習一段時間。

8月的北京，特別炎熱，一天晚飯后，張宏仁和同學在校園里散步，忽然聽見遠處傳來一陣曼陀林的琴聲。在烏克蘭上學時，張宏仁也很喜歡這種樂器，他經常組織中國留學生舉行舞會。循著琴聲，發現一群女生圍坐在寢室門口乘涼，大家就聊了起來。當他跟彈琴女生聊天時，旁邊一位身材纖細的女同學突然插話了。因為母親是寧波人，張宏仁一下就聽出了這位女同學的寧波口音。

“您是寧波人吧？”

“您怎么知道的？”

后來，這位畢業于莫斯科紡織學院的寧波女同學王枚先，就成了他的妻子。

那段短暫的學習時光中，他們從相遇到相識，一起沉浸在對未來的憧憬中。但兩人都沒有認真考慮專業方面的差距。

很快就到了分配工作的時候，張宏仁遵從自己的志愿，去了云南野外地質隊，而王枚先被分到北京紡織工學院（現在的北京服裝學院）。

在山溝里，張宏仁把自己的工作情況和環境都寫信告訴了王枚先。那個時候，收到一封信需要一兩個月甚至更久，但兩人保持通信從未間斷。他在信中擔憂，如果將來在云南生活，她能否適應每天吃苞谷飯的生活。可是，江南女子王枚先并未把張宏仁的擔心放在心中。1960年國慶前夕，他們在北京結婚了。沒有婚禮儀式，兩個人在一間18平方米的宿舍，組成了溫馨簡樸的小家庭。

和眾多地質隊員的妻子一樣，婚后，王枚先也與丈夫長期兩地分居。2年后，正當她決定到云南和丈夫團聚，“必要時可以放棄自己的專業”時，張宏仁被調回北京工作。

1963年，女兒張小蕾出生，張宏仁把母親從老家接來北京，還請了一位保姆，五個人擠在筒子樓那間18平方米的房間里。剛從基層地質隊到地質部，張宏仁工作繁忙，經常加班，為了不影響家人休息，他晚上就到樓道里的公用廁所去辦公，那的日光燈比較亮。妻子體諒丈夫，自己一個人撐起了家庭的大小事務。

在自己的工作中，作為經濟管理系主任，王枚先為學院相關專業的建設作了開創性的工作，直到1989年，她從教育崗位退休。由于身體不好，加上從家到學校，每天上下班路上要3個多小時，她聽從了丈夫的意見，沒有接受返聘，而是一心為丈夫的工作創造條件。每次張宏仁出差前，她都會悉心準備生活用品，回來后為其整理報銷單據。雖然沒有學過地質，但是每次張宏仁寫完的文章，她都會仔細閱讀。

每次出差，尤其是到國外，張宏仁都不忘給妻子買一個小禮物。以前還要用外匯的時候，他會專門給負責管理外匯的同事寫一張借條，回國后一定算得十分清楚。

2007年，妻子去世，張宏仁撰寫了一篇懷念文章，回憶了自己與妻子48年相遇相知相伴的點點滴滴，化濃情于簡言，讀來令人感動。

張宏仁是一個感情內斂的人。他不善言談，卻把情感都深埋在心底。弟弟在北京師范大學工作后，母親搬去一起住。彼時，張宏仁在莫桑比克工作。一天很晚了，有人到宿舍喊：“張宏毅，電話！”那時，整棟樓只有一臺電話機，聽到深夜有電話找，弟弟難免心亂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到拿起了話筒，他聽到哥哥說：“我想媽了，想跟她說幾句話。”

一直以來，張宏仁忙于工作，在子女童年時沒有像普通父親那樣給予照顧，但是，他卻用自己的言行，給他們樹立了人生榜樣。

女兒和兒子先后考上清華大學并出國留學，女兒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讀博士，之后，又去哈佛大學天體物理中心做博士后，還成為第一個在南極極點射電天文站工作了一整年的中國人。兒子從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系本科畢業后，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獲得動態系統博士學位，后轉行研究金融，現在香港一家中資資產管理公司擔任CEO。

女兒畢業后在美國定居。工作多年后決定提前退休，只兼職附近一所大學的無薪附屬教授，以便有更多時間做自己喜歡的基礎科研題目。剛開始，張宏仁有點擔心，但最終還是理解和支持了她。在往來的郵件中，他鼓勵女兒：“小蕾，很高興看到你繼續堅持為研究而努力奮斗；從小我就很贊賞你的毅力，記得有一年國慶節，你媽媽和我帶著你從白家莊紡織部宿舍去師范大學看你奶奶，由于公共汽車停開，我們步行了兩三個小時，當時你只有5歲，一點也沒叫苦。現在我仍然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在女兒成長的過程中，父親并沒有因為她是女孩子就降低期望，反而有著更高更嚴的要求。上初中時，父親想讓她跳級，用節省下來的時間先參加工作去獲得一些實際經驗，再繼續讀書。他帶回來高難度的數學和物理書讓她自學。這對十幾歲的初中生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雖然最終女兒沒有跳級，但這段經歷為她以后的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打下了基礎。從博士論文開始，張小蕾逐漸發展了一個渦旋星系演化理論。這項研究工作曾經被美國的《Sky&Telescope》雜志2002年9月作為封面文章報道。

2012年8月，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第28屆大會在北京召開，張小蕾作為一個專題分會的組織者，要做一個特邀報告。張宏仁特別高興，提前一天和女兒去看了會場，并準備第二天去做女兒的聽眾。但因為那次大會有國家領導出席，安保級別非常嚴格，第二天張宏仁沒能進入會場。

那次會后，國內一家出版社聯系了張小蕾，約她寫一本關于星系演化研究的書。回到美國后，她一直為寫書而努力工作，但是在交稿后，審稿環節頗費周折。她一邊耐心等待，一邊繼續深入研究。

在這期間，張宏仁發郵件給女兒，告訴她自己也經歷過同樣的遭遇：他研究“燕山運動”的階段性成果寄出快一年了，才被告知可以發表，因為碰到了不同觀點的評審意見。他勸慰女兒，耐心一點，保留一個好的心態，準備長期交涉。2016年下半年，父親去世后不久，書稿終于被正式接受，并將由德國出版社De Gruyter Publishers出版。然而，父親卻不能親眼看到這本書了，張小蕾感到深深的遺憾：父親在世時，對女兒最關注的，就是她的事業，如果看到了這本書，他該有多么高興啊！

1972年，張宏仁的兒子張浩川出生。從他記事起，父親就已經很忙碌了，父親去莫桑比克工作那年，還把6歲的他送回了老家。小時候沒什么玩具，唯一記得清楚的是父親做了一個小船給他。那是用洋鐵皮罐頭焊接的船身，下面放著一個小的煤油燈，點燃之后，產生的蒸汽能夠推動小船前進。這讓他在小伙伴中著實驕傲了一陣子。

雖然沒有太多時間在一起，但張宏仁還是會在某個空閑的周末，騎車帶著兒子去香山，父子兩人一邊爬山一邊聊天，他會用自己的經驗告訴兒子學習英語和化學的方法。張浩川從高一就開始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到以后上大學、出國、工作，幾十年來，父子倆在一起的時間屈指可數。

直到2009年5月，張浩川調回北京工作，他每周去看望父親兩三次。他從事金融工作之后，父親對這方面也蠻有興趣，偶爾，父子兩人會坐在沙發上探討一番。

雖然年事已高，但張宏仁仍然堅持一個人生活。他說，自己安靜慣了，也不喜歡家里有別人。像他這個級別的退休干部都有保姆費，可他從來不要。后來，不小心下樓梯摔了一跤，兒子堅持給他請了保姆，負責一日三餐和打掃衛生，其余大部分時間，還是他一個人在家中。

2015年10月底，公司要調張浩川去香港，他考慮到父親年紀大了，不太想離開北京。張宏仁覺得工作機會難得，還是讓兒子去了，自己一個人住在北京。2016年3月底，一直身體健康的張宏仁突然尿血，但他誰也沒告訴。7月4日，再次尿血，兒子帶他去北大醫院做全面檢查，結果發現，膀胱上有一個小的惡性腫瘤。不是大問題，一個小手術即可。但因為張宏仁年事已高，醫生不建議他做手術。住院期間，兒子從香港趕回來陪他，幾天后看到父親情況穩定，他決定16日回來再陪父親找專家做一次詳細檢查，商定醫治方案，才返回香港。7月15日，感覺狀態恢復不錯，張宏仁下午就出院回到家中，還去小區的活動中心理了發吃了飯，可是誰也沒想到，第二天，他竟突然離開人世。

父親去世半年后，張浩川再次回到家中。走進父母的臥室，那張1.5米寬的鐵架床上，放滿了父親的各種工作資料，這些資料原本放在陽臺，書柜實在放不下，但陽臺密封不善，下雨天資料會被打濕，于是姐姐張小蕾把它們搬進了臥室，進行了整理，這些研究資料以及父親的專業書，姐弟兩人準備捐贈給地質系統的圖書館。衛生間馬桶的水箱已經沒了水，唯獨父親當年放在里面的鐵皮盒子還在，早已生銹。因為從事過找水工作，深知北京水資源寶貴的張宏仁，就用這個辦法來節約用水。水箱的容量是固定的，放進了鐵盒，占用了一部分水箱容積，于是每次沖水都會省下一個鐵盒的水。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在生活細節上都節約的人。

騎車的習慣張宏仁一直保持到70多歲，直到身體條件不允許了，他才改坐公交車。出門去銀行辦事，就帶著老年證，坐公交車免費，甚至去中科院講座，他也是提前查好路線，倒好幾趟公交車。他還勸好朋友、1989年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學習班的同學何界生也坐公交車：“有老年證，公交車都免費，就不要坐公家的汽車了。”何界生也是退休老干部，一開始她覺得年紀大了不愿意擠來擠去，但是兩人一見面，張宏仁就“教育”她，后來，她也養成了出門坐公交車的習慣。

從國際地科聯主席卸任后，張宏仁接受一家德國公司的聘請當了幾年顧問，每年30萬元的酬勞他一分未留，全部捐了出去，一部分給了中國科協國土資源分會，一部分資助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貧困學生。在追思會上，張浩川才知道，多年來，父親一直在給中學、災區、中國地質學會、徐霞客研究會等捐款。

張宏仁沒有為子女留下多少錢財，但是留下了一份取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自1990年搬家到翠微西里小區，36年來，張宏仁一直住在那套朝西的房子。一進客廳，放在靠墻的一臺大液晶電視十分醒目，和其他的老式家具極不和諧，這是兒子后來買給他的，因為他喜歡看新聞。客廳墻上掛著幾幅女兒的繪畫，還有一副篆書對聯“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中讀書”。這是周恩來總理早年撰寫的一副自勉聯，1989年，時任地礦部部長的孫大光以篆書題寫此聯贈張宏仁。在這位老部長眼中，張宏仁不僅是同事、好友，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負人格高尚的“有肝膽人”，也是一位從實踐中出真知的地質科學工作者。

除了電視機，客廳里其他的家具都顯得過分陳舊，一個長沙發，一張茶幾，自搬過來就沒換過。一個副部長的家，竟如此簡陋，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書房里，一張20世紀80年代的寫字臺靠窗放著，筆記本電腦、書、筆筒等辦公用品還放在原位，一盞白色的臺燈已經發黃。窗臺上，依次放著三副眼鏡，一個放大鏡，一塊石頭。寫字臺的玻璃板下壓著幾張地質圖。家里最多的是書，靠墻的六開門大書柜被塞得滿滿的，柜門因為變形已經關不上了，各種與地質相關的中外書籍和資料從地板一直堆放到天花板。

翻開一本棗紅色的硬皮野外記錄本，內頁上有兩排工整的鋼筆字，“如有人拾得此本，請送回云南省地質廳第十一地質隊（楚雄），張宏仁”。

筆記本還在，而斯人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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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旋，1988年生人，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會員，現供職于中國國土資源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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